他，是首先登上南极大陆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；是第一个进入南极中心地区（南纬80度以南）的中国人。
他，也是第一个进入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中国人；第一个与爱斯基摩人广交友的中国人；第一个携夫人两次在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；第一个对爱斯基摩人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中国人；第一个作为总领队，组织率领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，胜利到达北极点的中国人。到目前为止，也是对北极考察次数最多（九次）、在北极居住时间最长（总共三年多）的人。是发表和出版有关南极、北极的科普文章（数百篇）和科学专著（50余部）最多的中国科学家；也是第一个两度与浙江电视台合作，分别拍摄南极、北极记录片的人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在国内和美国以南极、北极为题材，对学生和普通民众演说数百场，是发表此类演讲最多的中国人。
他，就是位梦华，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学家。
你想知道他的传奇故事？

与南极不同的是，北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有原始居民。其中，居住在北美洲北极的爱斯基摩人，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。然而，在这之前，我对他们却一无所知。其实，在我乘坐的飞机里，大部分都是爱斯基摩人，我虽然与他们近在咫尺，却像是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似的。 飞机越过布鲁克斯山脉，脚下的景色迥然不同，树木没有了，先是起起伏伏的荒山秃岭，接着又为连绵的草原所代替。这就是北坡，是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，而在行政上，则是北坡爱斯基摩自治区，但看不到任何道路和村庄，甚至连一点人为的东西也没有。后来，飞机开始缓缓地下降，脚下变成了一片汪洋，且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山，那就是北冰洋。渐渐地，机身愈来愈低，终于在洋边的一个机场上着了陆。我收拾东西，从飞机上走了下来，一阵冷风扑面，从此便开始了北极之旅。 我随着人群，缓步进入了拥挤而狭小的候机室。放眼一看，先是吓了一跳，候机室里人头攒动，大多是黄种人的面孔，还以为飞机搞错了方向，飞到了亚洲某地。我略作镇静，恢复了意识，看到同机的旅客，都有人上来打招呼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东张西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 行李取出来之后，找不到出租汽车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去求一位白人小伙子，问他能否把我送到旅馆。他满口答应，帮我把行李搬上汽车，沿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过去，不久便到了一家旅馆的门口，他原来就是为这家旅馆拉客的。 柜台服务员也是一个白人，问我预定过房间没有，我摇了摇头，他便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啊！你真幸运，正好有个房间刚刚空出来。你知道，我们这里的房间，一般都要提前几个星期预定的。”我不以为然，猜想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故弄玄虚，旅馆不可能都住满的。看那旅馆的招牌是：Top of the world，即世界之顶，好大的口气。再问那价钱，说是一百三十元左右一天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，这才知道了这Top of the World的真正含义，但也别无他法，只能是既来之，则安之。 万事开头难，在刚到巴罗的头几天里，人生地不熟，爱斯基摩人又不了解我，总是躲得远远的。我孤苦伶仃，形影相吊，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，不知道工作如何开展，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，曾经不止一次地想：“嗨！干脆跳进北冰洋里算了，这样我不仅到了北极，而且还永远地留在了这里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当然还是要活下去的。 有一天，风平浪静，天气晴好，这在北极是极难得的。于是背上相机，出了村子，沿着海岸，缓缓漫步。几天以来，我一个人在北冰洋边，来来回回地走了不知有多少次，皱着眉头，苦苦思索，真是山穷水尽，盼望着柳暗花明。 巴罗的街道，简单朴素，错落有致。各种建筑色彩艳丽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格外好看，大概是因为难得有个好天，它们也在尽情地展示着自己。有一个教堂，上面的尖顶直指蓝天，似乎是在给人们指示着进入天堂的路。门口的架子上，吊着一块巨大的鲸鱼肩胛骨，像是一把巨大的扇子。上面的文字说明，这个教堂建于一八八六年，是巴罗这里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。我站在远处的草地上，对准教堂，举起相机，“咔嚓！”一声，摁动了快门，同时心想：“嘿！这次一定会出一张好照片。” 正在得意之际，忽然从远处风风火火地跑过一个爱斯基摩老人。我还以为他是来看我照相的，便微笑着跟他打招呼。谁知他却一言不发，怒气冲冲，跑过来一把揪住了我的照相机